作为当代纯文学重要传播载体的文学期刊，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读者欣赏情趣转移、刊物订数下降、办刊经费严重紧缺的情况下文学向何处去，文学期刊如何生存和发展，已然成为大多数文学期刊面对的严峻现实。
面对大众通俗文化的层层包围，文学期刊必须寻找突围和发展之路，从目前已“突围”出来的刊物所采用的模式来看，无外乎如下几种方式：一种靠企业资助，依托企业的资产优势，走发展文化之路。这其中如贵州的《山花》、云南的《大家》、江苏的《钟山》是如愿以偿的“探路者”。再者便是文学刊物与大众传媒的“联姻”。在上海，文学期刊挂靠报纸，实现传媒与名牌刊物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调整已然成为一种趋势。1997年间，上海作协所属的两份著名刊物《上海文学》、《萌芽》、分别挂靠上海《劳动报》、《新民晚报》，由过去作协独家主办变为双方联办，此举在文学界反响很好。第三种是如《收获》、《十月》、《当代》《小说选刊》等依靠自身的品牌优势闯出一条生路。《收获》始终坚持自己的高雅风格，以推出当代精品力作为己任，赢得了读者厚爱。在群芳争妍的诗歌刊物中，《诗刊》以其不老的品牌和位居中国作协的优势地位，坚持艺术的高品位、高水准，发行量近五万份，为繁荣当代诗歌做出了贡献。
如上所述，文学期刊走向市场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或依托外援或立足自身，其中依托企业的发展模式首先必须拥有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环境，这就是说一要有一个比较富足的周边环境，二要有同文学知遇或说有文化战略意识的企业家，二者缺一不可。显然，这种模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就很难行得通。这些地区的文艺刊物长期以来就是靠政府财政维系的，其存在意义就是扶持发展地方文化，若令其完全依靠品牌去争取订户是很不现实的。眼下，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学刊物的处境极为艰难。为求生存，内蒙古一家刊物在九七岁末刊物征订之际便向区内重点作者发出“求援信”，希望各盟市作者每人能订10份刊物。这些地方上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当然不会一人一年订10份同种刊物，无奈只好再依靠自己的“影响”去发展自己的“订户”，由此形成了文学的“传销网络”。同在内蒙古的另一份刊物则规定每个编辑每年必须订出50—100册刊物，同时要求其基本作者、重点作者能“伸出援助之手、友谊之手”，至少订一份，发表中篇小说的作者至少订5份以上。”今后凡不订本刊的作者，原则上不再发表其作品。由此可见编者的无奈、刊物的艰难。但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如果完全靠在作者圈内的“发行”，自己写的自己看，这种几近商品传销的运作方式，于作者于文学又有何益呢？我们不禁要问，文学，真的走到穷途末路了吗？
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在经济繁荣、大众通俗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如何来评估严肃文学的价值，我们还需要不需要纯文学期刊这块阵地？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纯文学期刊在发展和繁荣地域文化，培养民族作家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不仅是各地各族作者心仪的精神家园，也是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之一。在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家陈源斌等31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呼吁对文学期刊给予切实关注和支持。代表们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在现阶段，纯文学刊物不同于那些发行量大，能够赢利的通俗杂志，目前尚不具备自收自支的条件，对其进行经济的完全“断奶”或“脱钩”是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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